我的第一个师傅 

“邀请书：欢迎蒋医生到夏林八队十比。”我早上去医务室开门，看到门把手下面歪着贴了半张抄书本纸做的条子，上面一笔一划的写了这几行铅笔字。显然是村上那个男孩子的恶作剧。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每个人被都教育得具有很强的敌情观念。我马上叫蒋医生，他很不情愿地从床上起来。我指指门，这里有你的条子。他嘟囔了一句，看都不看就上去撕掉了。看来，他对这种“粉红色邀请”，不象第一次收到。

蒋医生，无夕人。瘦高个，突前额；高颧骨，黄板牙。医务室就他一个人，还兼带着厂里和村上报纸信件的收发。用征婚广告中的语言；他“是医院院长兼邮政所长”。当时，我只学过几天“赤脚医生”，对看毛病还是个半吊子，我调医务室，只能给他当徒弟，他成了我从医的第一个师傅。医务室共有两间；里面一间算药房兼放他的床，在他的床上，大伏天堆着棉被，一年四季支着顶破蚊帐，脏得人不敢躺下去。外面一间用来打针换药，包包扎扎，还要煮针筒消毒。他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要我先去开门。有一次，我刚打开医务室大门，他就在床上叫我，声音象从被窝里出来的。我走到房间门口，他咳嗽一声，突然一把鼻涕从床上甩出来，“叭”的一声落在床对面的药柜门上。我一看；好家伙，这鼻涕旁边的柜门上也是鼻涕！他双手拎起被头在鼻子上一擦，头又缩回被窝，他把手伸出来，指指鼻涕上面的玻璃柜，要我为他拿几粒退烧药。我看到这些药瓶，全没盖盖子，药瓶的盖子仰放旁边，里面竟然拧着烟头。

工人有病打吊针，就睡在他的床上。药用完了，把他的大衣穿了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病好了再给他送回来，他这件脏兮兮的大衣大部分时间在各个宿舍里轮转。有人打过针后，大概饭菜票不够了，大大方方的到他口袋里摸出几张。边走边扬着手，“下月还你！”从没见他为这些事与人计较过。

石灰厂在农村，四周是田，夏天的蚊子、飞虫特别多。没有地方可以娱乐，有病没病的，都喜欢和蚊子一起聚在医务室的灯底下。当时还没有电风扇，好在厂里连老鼠全都是公的，他赤着膊，汗流夹背，手舞足蹈的又赶蚊子又看病。蚊子多的时候，赶都赶不尽，他就穿起雨天打山的雨衣，象个美国的“三K党”。在全是赤膊的人群里忙着打针换药。汗就顺着他的两条细腿不停的往下流。大家笑着围着他，看他边给同事包扎伤口，边吹牛。据说他小时候得过脑膜炎，他说话带有浓重的无锡方言还加上口吃，他懂的东西特多，喜欢争论。因此，大家给他送了个“蒋博士”的雅号。

有一年，食堂会计的帐台被撬掉了。厂里竟然怀疑是他干的，把他关了起来。他还没放出来，台子又撬掉了。真没想到，原来是厂里最信任的积极分子干的。蒋医生放出来了，一到医务室，他马上就顶着被剃光了的脑袋，为病人忙开了。                                         

 我也问过，怎么弄个象有神经病的来厂里当医生？老工人们对我说；当年的工作组也看不惯他，找过他的麻烦。厂里的工人、村上的农民都出来为他说话，最后也就没有为难他。你别看他邋遢，他是有真本事的医生，张三的老婆要是没有他，坟上的树可以当柴了。那一年李四的儿子送到上黄医院，人家不接受，还是蒋医生给救的。厂里某师傅的儿子得了白血病，就是他看出来的，告诉他看不好了。家里人硬是不信，去上海又怎么样？和蒋医生诊断的一模一样，后来不是死掉了！这种故事，厂里和村上人都能说出许多。他们还会告诉你； 如果蒋医生没有这些毛病，能留在这里？早被外面的大医院请去了。厂里的工人和村上的农民，家就在本村或者周围一带。只要谁家有人生病在床，那怕是深更半夜，寒冬腊月，只要带个口信，他就拎着盐水瓶跑去了。每天放学，准会有一群小鬼盯在他屁股后面，不是包手，就是包脚，讨要止痛膏药。看来这里还真的少不了他。

他家在无夕农村，很少见他回去。他经常跟人要点煤球票，他把煤球买来寄放在运输社，等到有船去无锡，他再顺带着煤球回家休假。

他走了，中午我就在他的床上休息。他老婆寄来的信，床上席子底下，丢得到处都是。我躺在他的床上，有事没事的顺手翻些看看。我这才知道；他老婆在农村，又带着几个孩子，由于没有劳动力，有时称不上口粮，甚至连做饭的烧柴都没有。几乎每封信都是谈没吃没烧的苦经。这些情况从来没听他说过，真难为他了。他有时进城批药，被家在城里的同事看到了，留他一道吃中饭，当时大家都很穷，也不可能为他弄菜，最多就是喝点二两半的乙种白酒。他走时，准会不声不响的，在你家灶台上放上用香烟壳子包的一斤红糖。我清楚记得；这糖一斤是六角三分，他月工资是四十二元。

后来，我在县医院工作，离开石灰厂已经几年了，他常常为厂里工人的伤病来找我。听说他在跑调回无锡的事，已经有眉目了，我也希望他能早些回去，可以照顾家里了。这话没说几天，厂里一位工人急忙跑来对我说；蒋医生淹死了，尸体到现在还没找到！我还没回过神，又有人来对我说；人已经找到了，正准备送太平间。我赶到太平间门口，看着他被人从船上抬上来，鼻子一酸，眼睛不由自主地模糊起来。厂长当即关照，去为他买套大号的工作服换上，他被打扮成工人模样去火化的，当时也算是对他一生工作的肯定了。

事后，厂里来人断断续续告诉我，这几天发大水，大船过不了桥洞，轮船停航。他是跟运石灰的船进城批药的，再顺便打听调动的消息。船在离厂不远的河道里翻了身，只有他一人没逃出来……

无锡的调令到溧阳，是他淹死的第三天。

他的死，给夏林一带带来不小的震动。各村送的花圈，食堂里放不下，就放在走廊里，后来只好摆到厂门口。为他举行的追悼会在早晨四点钟以前就结束了，只有部分人知道，说是不能影响生产。等大家早上醒来，听说追悼会早就开过了，夏林村上的男女老少和石灰厂的工人哭成一片。

蒋医生已经死了二十多年，石灰厂也已倒闭解散。每当提到石灰厂，人们就会想到蒋医生。一提到蒋医生，不要说是与他共过事的，只要听到过有关他故事的，没有不流露出痛惜和怀念的神色。夏林一带，至今还在追思着这位好人。

蒋医生地下有知，他的灵魂是能得到安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