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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书简述 (朱政法)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年07月21
 

甲骨文、大篆、小篆都属于篆书。篆书说文解释;篆,引书也,其文盘曲貌。

一、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代(前1783年至1122年)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古文字,属于原始阶段的篆书。甲骨文(图一)是我们能见到的较早的文字,是我国最早的书法瑰宝。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开始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甲骨文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书体,和后来演变出现的篆书是同一种类型。它以“刀”或“硬质尖状物”作笔,笔法有方有圆,以方笔居多,字体线条粗细均匀,笔画锋芒毕露,锐气逼人。结体长、短、大、小略无一定,这是与大、小篆明显不同的地方。

甲骨文在结字上,以直线条的交叉、穿插、平行、转折等种种巧妙配合与变化为特点,对称是甲骨文的另一个特点。左右对称,上下对称,表现出一种统一、对应的美,造成一种平衡与和谐的感觉。甲骨文形体不定,写法反正不定,偏旁部首增省随意。后人对甲骨文先写后刻,还是直接契刻,一直存在争议。根据已出土的十多万片甲骨,上面文字的书写刻制可能是各个不同的专业人员所为,所以其刻书的结体、风格有很大的不同,至今仍有许多释文不能判读。

二、大篆:

大篆也叫籀文。相传是周宣王时太史令史籀所造。大篆是从甲骨文演变而来。其中包括金文、石鼓文。

1、金文

金文是从甲骨文直接演变而来的,是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古时称铜为金,所以后人把古代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

青铜器大体分为礼乐器、度量衡、钱币、符玺、服卸器、古兵器等几类,其中以礼乐器地位最高。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故金文又称为“钟鼎文”。

金文的内容主要记载战功、祭祀及受王赏赐等一些吉祥语之类,其文字又称“铭文”(即永远铭记的文字)。铭文上凹入器面的为“款”,凸出器面的为“识”,故金文又称“钟鼎款识”。

金文起源于商代末期,通过于商、周,以周为最盛。商和西周早期的金文形体结构和甲骨文非常接近;到了西周晚期,金文书体逐渐趋向整齐雄伟,进入成熟;到了东周时期,金文反映了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通行的字体,出现了由大篆向小篆过渡的痕迹。所以金文的字体比较复杂,包括了象形文字、古文、大篆、六国异文等等。

西周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兴盛时期,较商代有显著进步,西周金文书法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其风格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各个时期有其特有的风格,其多样化的艺术特色,被奉为大篆的典范。西周晚期的《大盂鼎》(图二)、《散氏盘》(图三)等佳作,对后世直至现在的书法仍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东周金文早、中期仍以铸铭为主,各诸侯国大都承西周金文书风,春秋晚期铭刻渐多,战国时期刻铭十分流行。 

2、石鼓文

《石鼓文》(图四)发现于唐代时的歧阳,共有10个馍头状的石头,高2尺,直径1尺有余,每个石鼓的圆柱状竖面上刻有古言诗一首,记载的是国君游猎之事,故称“猎碣”。尚存488字。经过多年的争论、研究,现在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是秦代刻石,因为其字体间与古文与秦篆之间,是大篆向小篆演进过程中并不规范的小篆,还属于大篆的范畴。

石鼓文结构严稳,笔画饱满,运笔委婉,线条等粗,圆起圆收,沉着含蓄,字画高古。唐宗以来,凡擅长篆书者,无不崇尚《石鼓文》,特别是清代后期,“碑学”兴起,石鼓文书法艺术对后世的影响更为广泛。

三、小篆

1、秦篆

由于春秋战国的长期封建割据,异体别字层出不穷,一字多形习以为常,且带有各国明显的地域特征。秦统一中国后,感到很不方便,于是着手统一文字。对与秦文大篆不相合者进行简化、规范。更名为小篆。宗周故地咸阳,周平王东迁之后,属秦。秦人在统一中国前使用的文字是周人的籀文。所以籀文就是大篆;秦篆就叫小篆,也可叫秦小篆。秦小篆为丞相李斯所创。

1)秦刻石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游各地,立石刻铭,歌功颂德。据史书记载,有:“泰山、琅琊台、峄山、会稽、碣石、之罘”等六处,相传都是李斯所书。现只有《泰山刻石》(图五)、《琅琊台刻石》(图六)尚有原石和部分文字保存,其它已失。

《泰山刻石》乃泰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东行泰山,刻石颂德之作。原石四方形,上窄下宽,四面环刻,共22行,每行12字,石高4尺,字径2.5寸。现仅存九字残石在泰山岱庙。

《泰山刻石》一扫金文书风,字形工整严谨,笔画遒劲匀圆,结体形方势圆,故骨力雄健而雍容端庄,很有特色,被历代书家所推崇。

《琅琊台刻石》今存13行,86字,为秦刻石现存字最多者。书法风貌与《泰山刻石》相近。1959年移中国历史博物馆。

2)秦诏版

秦诏版是秦始皇兼并天下后,“统一法度衡石丈尺”的诏书,因刻于衡器上的铜版中,所以称之为《秦诏版》(图七)。大都刻于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为凿刻金文。其特点:笔线瘦硬方折,文字大小不一,有行无格,行距多不齐整,排列前紧后松,笔画结构则长短、疏密随意安排,天真纯朴。秦诏版代表了小篆草率的铭刻体。

2、汉篆

西汉刻石现存十余种。篆书接近权量诏版文字,草率自然不经意。西汉中期以后,古隶成熟而盛行,篆书退在次要位置。

缪篆,是汉代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种篆书,以秦篆为体,以隶书为用,字形近方,笔法近隶,俗称“汉篆”。《祀三公山碑》(图八)属于缪篆方折一路的代表作,此碑字形扁方,长短不一,结体变化诡奇。转折全用隶法,方劲雄伟,朴茂瑰奇,浑然一体,为篆碑刻中所仅见。汉《张迁碑》(图九)的碑额也属此类。

缪篆即摹印篆,应用最广的是汉印文字,在瓦当(图十)泥封、铜器、砖瓦等用器中常见。瓦当文字给后代留下了极其丰富的书法艺术,随体寓形,疏密相间,工艺虽粗糙,但给人一种质朴的美感。货币(钱币)(图十一)文字俱小篆,书法宽和端庄。

汉印文字是篆书的一大组成部分,书风略同《祀三公山碑》,不同于正规篆书。为适应组合安排,以整体需要为主,适当减省笔画,讲究相互配合,一印数字巧妙安排于方寸之中。汉印以官印为多,私印较少,又分范铸与凿刻。范铸印笔画线多含蓄,以雍容大方、端庄肃穆、雄健浑厚见长;凿刻印急就而成,线条宕逸遒健,信手刻来,获不求工而自工之妙,极具“天然去雕饰”之趣。

3、汉以后的篆书

自汉末以后,篆书退出了实用的主要位置,居于艺术装饰的地位,从三国至明一千多年间,存世著名篆书屈指可数。

《三体石经》(图十二)是曹魏正始年间(241年—249年)立,又称《正始石经》,碑文以古篆、小篆、隶书字体三体联写。古篆书法笔线中间粗重,而上下稍尖,结体近金文,笔画对称而字形端正;小篆部分较秦刻石更工整,结体严谨,线条以玉箸为主,体形长方,线条遒饱满,比秦篆更婉丽;隶书则较汉隶板滞,缺乏韵味。

《天发神谶碑》(图十三)是吴天玺元年(276年)立,到宋时断裂为三段,俗称“三段碑”。此碑篆书渗入隶书用笔,极富装饰性。字形方不似篆书修长,不似隶书扁平,方圆兼用,方处强悍,弧处奋张。用笔方起方折,竖笔悬针,肥中见骨,横画起笔右下出锋,垂芒如利刃,然后回锋铺毫,力运万钧,提按顿挫,尖圆疾徐互用。在篆书发展演化进程中别树一帜,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唐人的楷书是通行文字,擅篆书者仍不乏其人,但作品多不传。

李阳冰是唐代最享有盛誉的篆书家,但历来对阳冰篆书有褒有贬。

纵观李阳冰篆书(图十四),结体纵势修长,线条遒劲,逸致翩然,纤秀流畅,代表小篆书法在唐代复兴的文采风流。《谦卦铭》一体,笔画特细,运笔柔韧如春蚕吐丝,骨力健劲如绵里藏针,故称为“铁线篆”,开创了篆书的一代新风。

宋人评小篆,把李阳冰放在仅次于李斯的地位。唐代的篆书在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

宋代帖学大盛,篆书已不为人们所重视,传世名家寥寥。

元代经赵孟、吾丘衍竭力倡导并努力实践,又重新振兴起来。鲜于枢赞赵孟为“篆、隶、正、行、颠草为当代第一”。赵孟把铁线篆(图十五)写得更加遒丽圆活,并用于印章的篆刻,被称之为“圆朱文”,对清及民国篆印影响极大。

《王烈妇碑》(图十六)系元代泰不华所书(泰为蒙古人)。此碑溶《石鼓文》、《泰山刻石》、《秦诏版》为一体,形体修长,笔线清雅婉丽,风格融洽统一,温淳典雅。

明代书法以草书见长,篆书趋于颓废。前期有李东阳,中期有文征明,后期有赵宦光。赵精于文字学,经楷法作草篆,用粗细变化线条、浓湿枯涩的用墨,表现出不同的情趣和独特的风格,一改千年来玉箸、铁线的老面目,也堪称明一代篆书高手。

4、清代的篆书

清代的篆书,因文字考据之风空前兴盛,而得到蓬勃发展,名家  辈出,远远超过唐宋元明,直追秦汉,令人刮目相看。书为学人所重。清代后期,大量的甲骨文、陶文,简帛书以及更多的铜器碑版被发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取法高古,使篆书艺术繁荣发展。

清代前期的王钱、孙星衍、洪亮吉等,他们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成绩卓著,是创导清初篆书风气的先行者。他们的书作大都祖述秦、唐的玉箸篆,虽然他们的书作气韵高古,成绩远远地超过了明代的篆书家,但并无建树。

自嘉庆、道光以后,阮元、包世臣、邓石如等金石家大力提倡碑学,书家纷纷搜访金石文字,探求书体新风格。

邓石如(17431805年),安徽怀宁人。居皖公山下。又号完白山人。少好篆刻,信汉印甚工,其篆书(图十七)从秦汉石刻中酿成,汲取汉碑额风韵。以隶法作篆书,故篆势多方,线条修长而精神充沛,玉箸对称,功力深厚而体态虚和,运用秦汉风规,一洗圆润(馆阁)之习,开一代碑学之宗。同代及后代书家对其极为推崇。赵之谦云:“国朝(清)人书,以山人为第一,山人书,以篆为第一。山人篆书笔笔从隶出,其自谓不及少温(李阳冰)当在此,然此正自越过少温。”《艺舟双揖》云:“完白山人篆法以二李为宗,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康有为云:“完白山人篆隶开真气弥漫、博大深厚”之风,至今不衰,确为振兴书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吴让之(15991870年)(图十八),字熙载,后以熙载为名,字让之。篆书师法邓石如而自出新意,取法吴《天发神谶碑》,结体以长势取姿,挥毫自如,飘逸多姿,与其篆刻风格一致。《墨林今话》称:“让之善各体书,兼工铁笔,邗上近无与偶。”

何绍基(17991873年)(图十九),字子贞,晚号猿叟,博涉群书,尤精小学,书学颜真卿,上溯周秦两汉,下至六朝北碑,皆精心摹追,自成一家。杨守敬云:“子贞以颜平原为宗,篆书纯以神行之,不以分布为工,但取神骨,驰骋两汉,以篆入分。极晚之岁,草篆分行,冶为一炉,神龙变化,不可测矣。”

杨沂孙(18311881年)字子与,号咏春,晚年自署濠叟。精篆隶,作篆常将金文、《石鼓文》、秦篆、汉碑额笔意融于一体,笔线温婉淳厚,气势开展,表现出一种浑古风格。

赵之谦(18291884年),字益甫,又字叔,号悲庵、梅庵。精诗、书、画、印,“堪称四绝”。篆书(图二十)融合周秦金文与石刻,并参以隶书和北碑笔意,以魏碑笔势作篆,间用侧锋以增气势,笔法方圆合度,饶有金石韵   

吴大澄(183511902年),字清卿,号恒轩,又号客斋。收藏甚富,工篆书,尤喜大篆。篆书结构采用多金文,布局则用秦汉刻石的章法律以齐整,结体宽博,但缺金文参差错落的古朴韵味。

吴昌硕(18441927年)初名俊、俊卿、昌石、号苦铁、缶庐等。别署甚多。以小篆笔法和形体写《石鼓文》(图二十一、图二十二、图二十三),变横势为纵势,字形左低右高,线条流畅、遒劲、沉着,取金石文字的笔意和姿致,布白错落有致而不拘谨,整体效果恣肆而沉穆。其诗、书、画、印皆精,气息深厚,独擅一代。

综上所述,清代的书法家已不再墨守成规,把缪篆、汉隶、草篆引入小篆,多体杂揉,大胆变革,使篆书形体不受小篆工整之束缚。金石考据学兴起后,书家精力偏移三代金文字上去了,不再局限于小篆一体,于是篆书品类增多,奇葩异彩,竞相开放,是书法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

 

图一     兽骨上的甲骨文  

 

 

图二     大盂鼎(局部)

 

 

图三    散氏盘(局部)

 

图四  战国   石鼓文(局部)

 

图五    泰山刻石(局部)

 

 

图六   宋摹刻《琅琊台刻石》(局部) 

 

 

图七    诏版(局部)

 

 

图八  东汉  《祀三公山碑》(局部)

 

 

图九  东汉 《张迁碑额》(局部)

 

 

图十   秦瓦当  羽阳千秋

 

 

图十一     半两  

 

图十二 三国  《三体石经尚书春秋》残石(局部)  

 

 

图十三   三国  吴《天发神谶碑》(局部)

 

图十四  《李阳冰三坟记》(局部)  

 

 

图十五  元赵孟頫篆书

 

   图十六  元泰不华王烈妇碑  

 

图十七    邓石如篆书(局部) 

 

 

   图十八     吴让之篆书  

 

 

图十九    何绍基篆书(局部)

 

图二十 赵之谦篆书

 

 

 

图二十一    吴昌硕篆书《石鼓文》之一(局部)  

 

 

图二十二  清吴昌硕篆书《石鼓文》之二(局部)  

 

图二十三    吴昌硕篆书《石鼓文》之三(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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